當Olushayo博士一年前來到塞拉利昂，對世衛組織的埃博拉應對工作進行協調時，他發現不僅僅是疫情超出了他所想像到的最壞程度，且需要解決的各種問題十分復雜。即便獲得了資金，該國也沒有足夠的救護車，沒有足夠的埃博拉治療病床，沒有足夠的護士，也沒有足以應付緊急情況的其他衛生保健工作者。以下是他的工作日記。

       “我8月2日在一個真正的下雨天來到弗里敦，又沒有什么行李——在接下來的3天時間里我僅僅穿了一件襯衫。我接到通知在很短時間內就作為首批團隊中的一員來到這里，對我們的行動進行協調。我曾料想我可以有時間安頓一下，但卻一點時間都沒有。我必須直接去參加一個埃博拉行動中心會議，這次會議持續了若干小時，也討論了若干問題。

疫情真正出現擴大。人們十分恐懼，即便是在辦公室里的工作人員和埃博拉行動中心也都是如此。我們從不同的地方接到各類電話，說有尸體橫在某個街道上，需要我們去查看，如此等等。

因此，頭幾天十分忙亂，有大量艱苦的工作去做。這就意味著我們需要長時間工作，確保我們建立起工作系統，有可以做事的人員，也有我們需要的物資。我們要確保現場行動開始成形，與之類似的所有一切。

       疫情超出我的最壞想像

       這次疫情十分嚴重。兩三年前我曾有過最壞的想像，我從未想到會出現如此嚴重的一次疫情。對這些國家而言，尤其是塞拉利昂，也是首次遇到這種疫情。因此人們缺少知識。

在烏干達人們知道和了解這個疾病，一旦出現就知道如何去做，但這里卻不同。塞拉利昂那邊的人們對此不夠了解，因此這是遇到的另一項重大挑戰。

后勤事務以及需要開展的工作數量真的很大。這已經超出了金錢范圍。問題是我們握有資金，但我們卻無法在該國按照我們想要的速度獲得足夠的救護車，我們無法按照我們想要的速度獲得足夠的床位，我們無法按照我們需要的速度獲得足夠的護士和衛生保健工作者。

       人們害怕

       另一個大問題當然是合作伙伴的數量。對我而言，擔任協調員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責任，因為我負責他們的安全和保障。我必須確保現場工作人員盡快獲得所有必需品。

       一開始來的大多數人真的很害怕，因此我們與他們坐在一起，向他們提供咨詢，協助他們并做出鼓勵。他們從未見過這類緊急情況，他們確實很害怕。對我而言，這確實是一項很大挑戰。我必須確保世衛組織的行動繼續下去，同時新的工作人員可以按部就班地去工作。

       就外部伙伴而言，也存在不少困難。有許多合作伙伴，每個伙伴都有其自身意圖。他們有自己的做事方式。他們看到每一件事情都會說，‘世衛組織應當可以為我們做這件事，世衛組織應當能夠為我們研究一下這個問題，他們應當能夠將這一問題擺上桌面。’因此這就形成了諸多挑戰，也使緊張度大為增加。但我到頭來一想，當我們從合作伙伴那里獲得了大量支持時，這一切就十分輕松了。

       艱苦的日子

       來到該國后兩周，我有一位同事是一位年輕的流行病學家，十分聰明，我們成了朋友，但他染上了病毒。他是世衛組織首個獲得感染的工作人員，也是我們首次經歷過的醫學撤離。這次行動十分困難。我每天與他交談，增強他的信心。到他的飛機起飛時我已經三天沒有合眼。

       讓我感動的第二件事就是，一個星期天我在弗里敦加入了埋葬小組，從早上9點到下午5點我們在城里轉悠，收拾尸體。我們的面包車里裝有多具尸體，然后開車送往墓地。我作為一名內科醫生從未一下見過這么多尸體。有一次我數了一下約有40具尸體。我們所看到是十幾歲的女孩、孕婦、20歲的男人、還有老奶奶。我對自己說我們要為這次疫情做所有能做的事。

       確保這種情況不會再現

       我回頭在想，這是我們本不應讓其發生的一個事件。當我說我們時，并不僅僅是指世衛組織，它指的是每一個人。這個世界、塞拉利昂、利比里亞、幾內亞和人民，這是一個共同責任，我們本不應使這種情況發生。

       我們對這一疾病了解了許多。但仍有許多方面需要我們去了解，但我們已經學到的東西就意味著，我想我們能夠在下次或者在下次之前能夠真正地建立起強有力的體系，那樣埃博拉疫情將不會成為這種大型災難。我想下次我們需要做出的改變就是，如何將我們已經吸取的經驗教訓付諸實踐。我說世衛組織在這方面可以發揮很大作用。”